即时看！水润中国·关中问渠｜陕师大历史学教授王双怀：郑国渠的兴建开启关中水利新格局

• 2023-04-09 15:10:13 来源：腾讯网

郑国渠介绍（陕西省文物局制）

(资料图)

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早春时节，行走在郑国渠遗址所在的泾河山谷，空气中开始多了一丝暖意。

2000多年前，秦国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关中北部修建郑国渠，灌溉渭北四万余顷“泽卤之地”，提升综合国力，并为后来统一全国奠定基础。此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郑国渠灌区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

2000多年后，2007年秋冬之际，陕西师范大学王双怀教授率“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关中地区环境变迁过程”课题组的部分成员考察郑国渠遗址，他们这次考察，找到了郑国渠渠首分水、引水和退水的遗址，多处渠道遗迹，对于郑国渠的技术系统和生态系统都有了新的认识。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系副主任 博士生导师 王双怀

在他们看来，郑国渠及其演变情况具有典型性，是中国水利史的缩影，而这次考察中的发现，还有助于学术界弄清郑国渠的历史和现状；弄清郑国渠的兴衰对关中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揭示郑国渠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有助于对郑国渠遗址的保护和对郑国渠灌区的进一步开发。

追古溯今，建立在郑国渠基础上的历代古渠有哪些改进和变化？郑国渠的发展变迁对于关中平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有哪些？3月13日，封面新闻记者对话王双怀教授，他从历史、人文和水利建设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解读，以下是对话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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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与水利事业息息相关

封面新闻：你在《中国古代的水利设施及其特征》中有提到，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对水利建设也比较重视，从水利设施发展变化的角度，郑国渠等水利工程建设对于农业文明的影响在哪里？

王双怀：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业生产与水利事业息息相关。中国古代灌溉用水以河水为主，也有用泉水、井水的情况。由于水利工程种类极多，灌溉设施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引水渠首分为有坝引水和无坝引水两种类型，渠道的修筑先用“表”“准”、“度”等仪器勘测划定渠线，然后开凿干渠、支渠和小支渠，修建斗门、节制闸、泄洪闸、退水闸、渡槽、涵洞等水利设施。至于灌溉方面，则有畦灌、沟灌和淹灌等多种方式。

兴修水利工程，修渠筑坝，引水灌溉或从事航运便具有特殊的意义。早在战国时期，西部地区就曾出现过一些水利工程。如秦昭王时，李冰父子在四川盆地修建都江堰，“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从此，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成为“天府”之国。秦王政时，在关中平原上修建了郑国渠，“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秦汉以后，也有不少王朝注意在西部兴修水利工程。如汉代在关中修建白渠、漕渠和六辅渠。这些水利工程与郑国渠一样，也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郑国渠引水口遗址

故当时民间流传这样的歌谣：“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在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唐代在西部的一些重要的农业区，如关中平原、成都平原、河西走廊及敦煌吐鲁番地区，已经形成了比较发达的水利灌溉网。明清时期，西部地区也曾修建过一些水利工程。如清代在宁夏创修大清渠、惠民渠和昌润渠，溉田近八千顷。兴修水利不仅可以解决人畜的饮水问题，而且可以提高粮食产量，扩大绿洲面积，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当然，如果处置不当，也可能造成水资源的浪费，造成消极的影响。

而中国古代的引水灌溉工程，绝大部分都是利用地形地貌，采用畦灌、沟灌、淹灌等地面灌溉技术进行自流灌溉，自流灌溉在客观上要求对灌区进行精确的测量，开凿完善的输水渠道系统，将堤坝中的河水引入农田。如果渠道毁坏，还必须及时进行修理。所以输水渠道的开凿，与堤坝的修筑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即便在同一历史时期，各地水利工作的营造法式也会呈现出地域性特点。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时代在发展，水利工程的营建法式也会有所变化。但总的看来，传承的多，变化的少。到了近代以后，随着泾惠渠等近代化水利工作的出现，中国水利工程的营造方式才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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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渠的兴建开启关中水利新格局

封面新闻：引泾灌溉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能否介绍一下秦汉时期的水利事业发展现状？以及郑国渠的发展变迁对于关中平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在哪些方面？

王双怀：郑国渠的兴建开启了关中水利的新格局。西汉定都关中，也很重视对关中的开发和经营。一方面，继续维护郑国渠灌溉系统，使其发挥良好的灌溉作用。另一方面，开辟新的灌溉途径，充分利用泾水、渭水和洛水进行灌溉。因此，关中水利出现了全面开花的盛况。

汉代在泾河流域修建的水利工程，当首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开凿的六辅渠。六辅渠建成后，为了加强渠道管理，倪宽制订了专门的灌溉用水制度。这说明我国农田水利管理技术有了新的进步。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赵中大夫白公又建议引泾溉田，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在白公的主持下，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白渠修成后，与郑国渠相得益彰，发挥了良好的灌溉作用，人们将二者合称为“郑白渠”。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插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这种情况维持了很长时间，在关中地区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引泾灌溉的同时，汉代也比较注意对渭水、洛水的开发和利用。当时修建的引渭工程主要有二：一是成国渠，一是漕渠。成国渠是灌溉工程。成国渠从眉县起引渭水，经扶风、武功、兴平、咸阳等县，复入于渭河，全长121公里。灌溉今眉县、扶风、武功、兴平一带农田。漕渠则兼有航运的灌溉的功能。漕渠长达300余里起于关中县境，引渭水东流，过秦岭北麓，至华阴流入黄河。漕渠的建成极大地便利了漕运物资，同时，又灌溉了渠道两岸万顷农田。引洛工程主要是汉武帝时期修建的龙首渠。渠道由征县(今澄城县)境内开始，经商颜山(今铁镰山)至临晋平原。在穿越商颜时，采用井渠施工，在渠线中途开挖竖井，再凿隧道沟通竖井，从而发明了“坎儿井”。遗憾的是，龙首渠建成后经常塌方，未能很好地发挥其灌溉作用。

郑国渠的兴建开创了关中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先河。经过汉代之后的不断建设，最终形成了关中水利网络系统。极大地促进了关中经济社会的发展。关中只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建设都朝代最多的地方，原因固然很多，但水利发达，经济繁荣无疑是其重要因素。当然，关中地区的水利建设并不是直线发展的，有兴盛期，也有衰落期。明清时期关中水利就呈现出明显衰落的迹象。导致关中水利盛衰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而人为因素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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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事

封面新闻：如何看待“水利兴则国家兴”的这个说法？

王双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兴则国家兴，这是古往今来许多哲人的共识。水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重要资源，没有水人类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从事其它社会活动。但水资源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其自然存在状态并不能完全符合人的需要。因此，人们需要通过工程措施来兴利除害。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尤为重视。在数千年的历史岁月中，修建了数以万计的水利工程。《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对历史时期陕西、河南、山西等十五省区的治水情况进行统计，得出如下结果：春秋6项，战国8项，秦1项，汉56项，三国24项，晋16项，南北朝20项，隋27项，唐254项，五代13项，北宋290项，南宋543项，金24项，元390项，明2270项，清3234项，这个统计可能不全，也不全然准确，但中国古代水利建设之多，于此可见一斑，每个工程都有相应的水利设施，其兴衰变化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盛衰。

社会环境的好坏对水利建设有直接影响。而官方是否重视水利建设，则是水利兴衰的关键。秦汉、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统治者重视水利事业，能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从事水利建设，故关中水利迅速发展，趋于兴盛。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宋元、明清的某些时段统治者对水利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关中水利即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在这方面，郑国渠、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出现和广惠渠、龙洞渠的衰败就是最好的证明。没有官方的组织和巨大投入，就不可能有郑白渠这样举世闻名的水利工程，关中水利灌溉网也不可能形成。同样，如果官方重视，并能确保投入，广惠渠和龙洞渠也不会很快衰败。

良好的水利政策和长效的管理机制是水利建设发展的重要保证。如汉唐时期统治者制定了较好的水利法规和管理制度，设专人负责水利工程的修建与维护，以及灌溉用水的分配，调动民间力量积极参与水利建设，及时解决水权纠纷，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水利事业的发展。而宋元以后，水政水法有时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水利管理有时也不到位，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水利失修、农田减产，用水矛盾激化的事。

水利建设要把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坚决打击破坏水利建设的行为。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兴建，要靠国家的组织与投入，也要靠地方的参与。至于小型水利建设则要靠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民间力量的实施。这是关中历代水利建设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水利建设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历史证明，兴建水利工程不易，维护水利工程的灌溉效力更加困难。因为水利设施在运行的过程中会受到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不断破坏。如郑白渠的渠首和渠道系统经常会因洪水或暴雨而崩坏，或者受到豪强的破坏而丧失应有的灌溉能力。此外，水利工程的兴建，要与当地人民的福祉相结合，否则，他们会失去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只有把水利建设与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加强水利管理，采取行之有效的维护措施，才能保障水利事业的持续发展。

王双怀，出生于1961年10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态学博士后，曾赴香港浸会大学、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访学。现为陕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关中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郑国渠研究论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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